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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工作30年回眸
日期: 2016-07-26 浏览次数: 来源: 古籍整理研究室 字号:[ ]

  独特的地理条件和历史背景使云南成为一个多民族聚居地,时至今日,人口达5000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25个。除回、水、满3个少数民族已通用汉语外,其余22个少数民族使用着26种语言(有的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语言)。其中14个民族使用23种文字或拼音方案(有的民族使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字)。云南民族历史文化积淀深厚,诸如东巴文化、藏传佛教文化、毕摩文化、贝叶文化、青铜文化、古滇文化、本主文化、摩梭母系文化、梯田文化、茶文化、稻作文化等一系列独特文化相容共生,从而使云南文化放射出奇异多彩的璀璨光芒。

  众多民族、众多文化在这块红土地上的扎根、繁衍和碰撞,也使云南自然地成为民族古籍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。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,纳西族先民用号称“活着的象形文字”的东巴文写下了数万余卷的东巴古籍。彝族先民用自成系统的古老彝文写下了上万卷的文献。傣族先民使用4种本民族文字,写下了贝叶经书。藏族先民用本民族文字写下了数以万计的文献古籍和文书档案。白、壮、布依、瑶等民族的先民则采用方块汉字及其变体记录本民族历史文化,写下了上万卷的文献古籍和数以千计的碑刻。傈僳族先民用本民族文字写下了近百册古籍文献。普米族文化传承人韩规借用古藏文记录下了数以千计的典籍。据统计,云南省少数民族文字文献古籍达10万余册卷。其他少数民族如哈尼、苗、回、拉祜、佤、景颇、布朗、布依、普米、阿昌、怒、基诺、德昂、蒙古、水、独龙等虽无本民族的古老文字,但他们靠口耳相传传承本民族历史文化,口传文献丰富多彩,创世史诗、迁徙史诗、叙事长诗、神话、传说、劳动歌、生活习俗歌等数以万计。此外,有古老文字的民族中尚有大量口传文献流传,云南少数民族口传古籍达4万余种。

  这些民族古籍内容极为丰富,包括了各民族先民的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,是各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,是祖国宝贵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同时也是全人类不可再生的一宗珍贵文化遗产。

  在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翻译出版的历史长河中,尤以以下重大举措得到各族人民称赞,令世人瞩目。

  第一,翻译出版《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》100卷。1981年,丽江成立了“东巴经翻译整理委员会”,一批恢复高考制度后毕业的纳西族大学生调入研究室,开始了全面、系统翻译整理东巴古籍的工作。经过10余位专业人员和10位大东巴18年的努力,收录近千种东巴古籍,5000余万字的《纳西东巴古籍译注全集》100卷于2000年和2001年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

  第二,翻译出版《中国贝叶经全集》100卷。为完成翻译出版《中国贝叶经全集》100卷的工作任务,西双版纳州人民政府从有关单位抽调专业人员60余人参与了翻译、整理、录入、排版、校对等工作,经过8年多的努力,有贝叶经原文、老傣文、新傣文、国际音标、汉文直译、汉文意译等“六对照”的《中国贝叶经全集》100卷于2006年至201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,全集收录贝叶经典籍139部,727个章节,字数达8500多万字。

  第三,翻译出版《彝族毕摩经典译注》100卷。2003年,楚雄州人民政府决定翻译出版《彝族毕摩经典译注》100卷,并召开工作会议作出全面部署。2004年,从有关单位抽调20余位专业技术人员开始了《彝族毕摩经典译注》100卷的翻译工作。经过不懈的努力,2013年,收录400余部彝文古籍的《彝族毕摩经典译注》100卷由云南民族出版社出版。

  第四,编纂出版《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》20卷。2008年,中共红河州委、州人民政府决定参照国家实施“中华再造善本工程”的做法,编纂出版《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》20卷,并将编纂工作委托省民族古籍办组织实施。20104月,收录93部滇南彝文古籍珍本、孤本和善本的《红河彝族文化遗产古籍典藏》20卷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这是参照国家古籍再造工程编纂出版的云南少数民族古籍新成果。

  第五,编纂出版《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》100卷。为抢救保护这宗珍贵的世界文化遗产,云南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从2011年开始全面启动编纂出版《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》100卷工程。2014年,《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珍本集成》120卷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。这是保存和再造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的又一新成果。

 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,与各级党委、政府对民族文化遗产抢救保护事业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,亦与一批敢于担当民族和历史责任、勇于奉献的人们的努力密不可分。

  云南少数民族古籍的抢救、保护和翻译整理出版工作虽然取得了可喜成就,但目前仍面临不少问题:一是少数民族古籍仍在不断流失,据统计,除已征集保管的而外,云南仍有7万余册卷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散存于民间,这部分古籍,由于保管不善和传承人去世等诸多原因,正不断流失。各民族口传古籍更是不容乐观,随着传承人的仙逝,其口传古籍亦随之消亡。二是少数民族古籍传承人不断减少,传承水平在不断下降。据调查,1984年前就已具有传承能力的老一代少数民族古籍传承人,存活至今的已为数不多,即使是存活者,也因年岁过大而难行传承活动。三是部分领导,甚至一些决策部门对民族古籍仍持偏见,往往把民族古籍与宗教联系在一起,许多合理化建设难以得到落实,一定程度地也影响了民族古籍工作的全面发展。四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全球化经济文化的快速推进,少数民族文化日愈被边缘化,少数民族古籍的文化空间正不断缩小……等等这些,都给云南民族古籍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。与此同时,随着国家不断强大,随着地方经济的不断发展,则又为开展少数民族古籍工作创造了极好的有利条件。因此,今后的云南民族古籍工作,挑战与机遇并存。

(普学旺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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